新周报 总第928期
2025-06-17 17:06 知音官网发布
国门初开：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缘起
高层酝酿改革开放，起始于现代化规划的重新启动，以及为实现这一宏大目标寻找新的资源和方式。1978年决策层未经争论就达成了一条共识：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利用外部资源加快自己的发展。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
1977年9月，“十年规划纲要”重新修订，并提出未来23年设想。新的十年规划提出：到1985年全国钢产量要达到6000万吨、粮食8000亿斤的高指标；要建设120个大型项目。这个十年规划在1977年中共“十一大”上提出，在1978年2月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这个规划后来被视为“洋跃进”，受到诟病。袁宝华（注：曾任国家经委主任）回忆说：“当时华国锋同志总有个想法，就是把‘文革’耽误的时间抢回来。”但这不是华国锋一个人的想法，当时整个高层，包括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普遍有一种莫失良机的心情。
要想在20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的宏大目标，大规模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几乎是唯一可行的选择。众所周知，自5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封锁禁运，无法进入西方市场。60年代中苏同盟分裂，中国从苏联获取资金和技术的途径也中断了。70年代初，中美关系解冻，中国同日本、西欧发达国家全面建交，在联合国的席位也得到恢复。因此，中国走向世界的道路，很大程度上在毛泽东、周恩来的手上已经开通了。1978年，邓小平又在两个方面取得重大突破：一是中日缔约，二是中美建交。至此，对外开放的政治平台完全形成，中国获得进入世界主体市场的通道。
当时，从遏制苏联扩张的共同战略利益出发，美国和西欧都希望中国成为世界的稳定力量，愿意支持中国朝向现代化的努力。加之70年代末，工业化国家在经济上出现结构调整和产业转移的趋势，资本主义国家正处于萧条时期，产品、技术、资本都过剩，“急于找出路”。从国际环境变化而言，这是过去可望而不可即的有利时机，促使中国领导人下决心迅速扩大引进新技术和成套设备的规模。
从中国内部说，对于单纯的引进障碍并不大。毕竟在过去已经有三次对外引进。第一次是50年代，以苏联援助的156项重点工程为标志。第二次是在60年代以后，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中国先后从日、英等10个资本主义国家引进石油、化工、冶金、电子和精密仪器等技术和装备，用汇总额为2.8亿美元。第三次引进是1973年以后，中国先后同日本、西德、美国等十几个资本主义国家厂商签订了一批引进技术和进口成套设备的合同，计划引进规模是43亿美元（称为“四三方案”）。
1977年的对外引进是“四三方案”的继续，不过，引进方案不断加码。1977年7月提出的方案是8年引进规模至65亿美元；到11月，增加为150亿美元；到1978年3月，增加为180亿至200亿美元。到7月至9月国务院务虚会时，8年计划引进的总规模达800亿美元之巨。在一年时间内，计划引进的规模扩大11倍多，其总量是过去不可想象的。
出国考察潮：来自外部的压力和启示
给改革开放决策以巨大推力的，是1978年兴起的出国考察潮。中央当年提出“有计划地组织干部到国外去考察”的任务，明显是为了寻求国外经验。
1978年究竟派出了多少个代表团出国？目前还没有具体数字。由中央直接派出的考察团至少有四个：一是1978年3月10日至31日，以李一氓为团长，于光远、乔石为副团长的中共党的工作者代表团访问了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二是3月28日至4月22日，以上海市委书记林乎加为团长的赴日经济代表团；三是4月10日至5月6日，以国家计委副主任段云为组长的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四是5月2日至6月6日，以国务院副总理谷牧为团长的赴西欧五国（法国、瑞士、比利时、丹麦、西德）代表团。这四个代表团都是直接由中央派遣，每个代表团回国后都写出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人汇报。
最重要的考察当数西欧五国之行，代表团成员除分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谷牧外，还有水电部部长钱正英、农业部副部长张根生、广东省副省长王全国等七八位部级干部和20多名长期从事经济工作的中央和地方负责人。出发前，邓小平专门找谷牧谈话，让他们“广泛接触，详细调查，深入研究些问题”。
从5月2日到6月6日，36天行程，代表团先后访问了西欧五国的25个城市80多家单位。代表团会见了有关政界人士和企业家，参观了工厂、农场、城市设施、港口码头、市场、学校、科研单位和居民区，收集了大量的资料信息，参观的项目以工业交通为主，范围涵盖电力、冶金、机械、公路、机场、港口等，所有先进工艺和设施都引起了代表们的浓厚兴趣。代表团回国10天后，起草完成《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之后上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