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927期
2025-05-30 14:40 知音官网发布
从榜样到伙伴：毛泽东对苏联认识的不断深化
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史与苏联充满了恩怨，可谓剪不断，理还乱。从亲密的同志加兄弟到剑拔弩张的敌人，再到战略合作的伙伴，毛泽东对苏联的认识在不断地变化。新中国学习的榜样
中共党人对斯大林领导下的苏共和苏联是完全信任和敬畏的，把他们当作亲密的朋友、兄弟。正如毛泽东所说：“谁是我们的朋友呢”？谁是“拿真正的同情给我们”，“把我们当作兄弟看待的”呢？“就是苏联人民，就是斯大林”。“中国人找到马克思主义是经过俄国人介绍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正是基于这一立场，毛泽东的结论是——“走俄国人的路”。“一边倒”就意味着新中国的发展方向锁定在苏联模式上。
建国前，毛泽东特意委托刘少奇于1949年6月秘密访苏，就新中国的成立以及向苏联学习等问题同斯大林和苏共中央进行商谈。当时的中共面临着由革命到建设这一中心任务的转变所带来的挑战，毛泽东深知全党学习生产工作的紧迫性，强调党要开始着手我们的建设事业，一步一步地学管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
就建设而言，他认为苏联“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拜他们作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建国后，毛泽东访问了苏联，双方缔结了条约和协定。回国后，谈到访苏的观感时，毛泽东说：“我们参观了苏联一些地方，使我特别感兴趣的是他们的建设历史。我们看到这些工厂，好像小孩子看到了大人一样，因为我们的工业水平很低。但是，他们的历史鼓励了我们……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就给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经验，我们可以用他们的经验。”
毛泽东决定倒向苏联一边，其实是水到渠成的。首先，中苏两党有相同的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都是以马列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政党，理论是统一的，目标是一致的。在当时两大阵营对峙，各自以意识形态划线的环境下，中国必须是倒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其次，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不曾也不可能离开苏联的援助。
就毛泽东个人而言，他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对苏联一向是尊敬的，认为苏共与中共之间存在某种师生关系。他解释说：“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本钱：一、我们原先没有马列主义，这是学别人的；二、我们没有十月革命，是在十月革命32年后才在1949年取得革命胜利的；三、第二次世界大战我们是一个支队，不是主力军；四、我们没有工业化，主要是农业和破破烂烂的手工业。”因此，苏联作为兄弟、朋友和老师等多重身份的结合，成为新中国的榜样。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发生变化
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发生变化。
首先，苏共党内围绕以重工业为中心的方针发生争论，对农业、手工业的投入加强；对南斯拉夫的态度也发生改变等等。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搞个人崇拜，针对斯大林模式的弊病提出改革方案，引发了国内外的震动，各国共产党开始公开质疑苏联模式。
毛泽东要求大家要动脑筋，多考虑建设社会主义实践中的问题，不要受苏联模式的束缚。
就理论层面而言，此时毛泽东对斯大林及斯大林模式的认识可以归纳为以下两点：其一，难免论：即苏联所犯的错误是难免的，有一定的必然性。其二，鉴戒论：即鉴于苏联的经验教训，少走弯路，对苏联经验进行科学分析。一方面，要求对待苏联经验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不从之”。另一方面，强调学习苏联要结合本国国情，不能照抄、硬搬。
实践层面，毛泽东以苏为鉴，认为最重要的教训就是独立自主，调查研究，摸清本国的国情。他开始具体调整中国经济建设的指导方针和方法原则。
首先，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针对苏联高度集中的管理模式，毛泽东提出：“应当在巩固中央统一领导的前提下，扩大一点地方的权力，给地方更多的独立性，让地方办更多的事情。”要求“国家和工厂的关系上，工厂、合作社和生产者个人的关系，这两种关系都要处理好。不能只顾一头，必须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三个方面”。
其次，关于政治体制方面的改革。毛泽东鉴于斯大林晚年独断专行的错误，强调扩大民主，加强党和国家的制度建设，反对个人崇拜。
最后，关于科学和文化事业的发展方针问题。鉴于苏联文化体制僵化、教条主义的弊端，毛泽东赞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建设方针，毛泽东专门批评了斯大林的哲学，说他“提倡辩证唯物主义，有时也缺乏唯物主义，有点形而上学；学的是历史唯物主义，但做的常是历史唯心主义。他有些做法走极端，个人神化，使人难堪等等，都不是唯物主义的”。
这样，毛泽东对苏联的错误进行了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指导思想及时作出了调整，帮助人们对苏联经验有了更科学的认识，也保证了这一时期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