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报 总第916期
2025-05-30 14:39 知音官网发布
百年前的中共“四大”：李大钊毛泽东因何缺席
1924年，中共中央以“钟英”的代号，两次发出召开中共“四大”的通知，因诸多因素，最终延期至1925年1月召开。大会制定了一系列富有建设性的政策。中共“四大”秘密召开
根据中共“二大”的决议，共产党每年要定期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按照惯例，中共“四大”将于1924年召开。
其实，早在1924年8月31日，中共中央即以“钟英”的代号发出《关于召开四大致各地党组织的信》，要求各地同志对于一年来党的政策及实际活动的意见写成报告汇寄中央局；9月15日，“钟英”又向各地方委员会发出《关于召开四大的通知》，明确指出中共“四大”定于当年11月开会，并分配了代表名额，要求各地方党组织提交议案。
但一个隐秘原因，使原定于11月15日召开的中共“四大”的会期被改为12月20日，既而被推迟到1925年1月，这就是：在国民革命的领导权问题上，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尚未取得共识。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支部，必须服从其领导。在国共合作问题上，鲍罗廷（注：时任国民党顾问、共产国际秘密代表）过于注重国民党的力量，将大部分援华经费划拨给国民党。对这个共产国际代表的做法，中国共产党表示强烈质疑。同时，如何增强党自身的组织建设、加强在工农群众中的力量等，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过程中亟待解答的问题。
来自国共两党的情报，让共产国际得出结论：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同鲍罗廷的冲突需要解决，中共中央自身的力量亦需加强。
为很好地传达共产国际的指示，1924年11月底，维经斯基衔命赴沪。他的到来让陈独秀甚为振奋，两人之间虽有十来岁的年龄差距，但自1920年初次见面后（注：维经斯基参与了中国共产党建党的活动），双方便建立了良好的关系。维经斯基未敢懈怠，立刻开始了第一项工作，他与陈独秀、彭述之（注：刚参加完共产国际“五大”归国，时任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主编，后曾任中央宣传部部长）组成了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共“四大”的提案。为了审定大会的基本材料和提纲，三人还召开了为期一周的中央全会，确定了大会的中心议题。
1925年1月11日至22日，虹口川公路的一条弄堂内，中共“四大”正在秘密举行。为了会议的安全举行，宣传干事张伯简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这个租界与华界的“三不管”地界，租借了弄堂内一幢三层楼的石库门房子（今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处）。他还将二楼的会场布置成英文补习班课堂的样子，有黑板、讲台和课桌课椅，每人有英文课本，参会的维经斯基则装扮成“外教”。此外还安排一位江苏女工在楼下放哨，一有意外便拉响楼梯口的响铃，以便代表们收起文件拿出英文课本。
寒风呼啸的1月11日午后，弄堂内的平民们正在为生计忙碌，预备度过又一个年关，他们没注意到身边的这次会议。大会的向导郑超麟陆续将陈独秀、蔡和森、张太雷、周恩来、李维汉、彭述之、李立三等20名代表带入会场。
陈独秀在会上作了第三届中央执委会的工作报告。彭述之向大会作了关于共产国际“五大”的情况和决议精神的报告。他是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推选的代表，也是共产国际指派的人员。维经斯基则带来了亲自起草的两项政治议案，并由瞿秋白译成中文。
与会与缺席
在中共“四大”召开期间，周恩来颇为引人注目。他于1924年7月底从巴黎回国，同年10月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同时又是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中共“四大”上，年仅27岁的周恩来担任大会主席，他对大会上提出的许多问题给予了总结提炼。
出席四大的天津代表李逸晚年在《中共“四大”会议琐记》一文中，称赞周恩来主持会议，有条不紊，口齿便捷，应付裕如，充分表现出是一位出色的行政人才。
对于会议期间的食宿细节，李逸也印象深刻：主食不过是塌棵菜加零星的五花肉片；他和部分外地代表和衣睡在三楼的阁子间，棉被长度不够，只得和衣而睡，半夜冻得瑟瑟发抖。大会闭幕后，他又滞留上海，孤寂地度过了农历新年……（阅读完整内容，请购买当期《新周报》）